七個教友互不認識，於九六年懷著不同目的到肯雅(肯尼亞)，想認識海外傳教的意義，最後他們在信仰上各有所得。

姚廣智： 不輕易下的決定

自問不是個輕易作決定的人，往非洲作生活體驗想了超過一年都不敢付諸行動；然而，九六年聖周五，參加過苦難禮儀後，心在想：「我既然明認基督作我的主宰，又深信祂為我們罪人捨棄生命，那麼，我又當為祂作過甚麼？」

那天晚上，一個電話就安排了往非洲肯雅(肯尼亞)三個星期的生活體驗。出發前，在傳信會的聚會中，我被問及往肯雅的原因，我答道：「工作超過十年了，在堂區也擔當過不同的工作，我渴望知道上主在身上仍有何計劃。故此，想藉著生活體驗，認清自己，計劃將來。」

九六年七月中，我跟六位來自不同堂區的朋友一起上路，往肯雅去，三個星期的行程，我們主要是探望兩名在肯雅服務的教友傳教士，住在她們服務的聖若瑟女子中學，體驗她們傳教的難辛和喜樂，此外，我們也探望不少在當地服務的傳教團體，有海外的，也有本土的。

甫抵達肯雅，教我感動的是一位素未謀面的華藉聖母昆仲會修士(Br. John Heng)對我們一行七人的關心和照顧。更吃驚的是服務當地的兩地位教友傳教士林佩卿和盧婉婷千里迢迢的駕車接送我們到達目的地–聖若瑟女子中學。

抵達學校的第一天已近黃昏，由於學校位山上，既無電力供應，也缺乏水源，當校長的林佩卿便打發了數名女學生往山下打水給我們沐浴，眼見數名十多歲的女學生，頭臚上頂著一桶桶二十公斤的水，徒步來回差不多一小時，只為我們這班「外國人」送上珍貴的水，心中實有點愧不敢當。

三星期的生活教我認識到兩位教友傳教士的艱辛，物資短缺的她們，連基本的水電也缺乏，更何況是管理一所百多名學生的中學。她們晨早起床後便要應付排山倒海的工作，直至天黑才疲乏的身軀回到昏暗的宿舍，偶爾患上瘧疾，她們也「死頂」繼續工作。我心裏想：「他們未免太辛苦了。」

我們一行人七人也自動自覺地分擔了她們的一切家務，天天為她們煮食，然而，我們分擔不了她們心靈上，作為異鄉傳教士那份孤獨。晚上跟她們分享時，知道恩保德神父口中說傳教士「要嫁入當地，與本地人一同生活」絕不容易：文化的差異﹑天氣的適應﹑語言的隔膜﹑工作的忙碌﹑人事上的困境等……一切一切都只為獻上愛。

那時，我想起自己的工作環境裏那些離鄉數十載，為香港人﹑為青年人獻上終身的修士們，我深感他們的尊貴。

這份服務異鄉人的尊貴，實在不易得到，因為服務背後有著很大的危機，兩位教友傳教士在肯雅當地工作，享有很「特別」的對待。當校長的林佩卿在當地的教育界幾乎無人不曉，作為外國人的她們走在任何一處都顯得「高人一等」似的。這種感覺在探訪過不同的修會團體後變得更強烈，不知怎樣的，傳教團體的修院﹑宿舍都是倘大美侖美奐的，普遍傳教士吃的﹑穿的﹑住的都跟本土人很不同，除謙卑的神職人員外，我們也經驗過趾高氣揚的神職人員的白眼和冷漠。

在謙卑服務的背後，原來傳教士若把持不定，便很容易落入奢華的生活及權力的掌握，服務的那就成為主宰的。心在想：「走到老遠的落後地區傳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有些人挨不住那種落後的生活條件，有些人是怕了那一個人在途上的心靈空虛，有些人卻是被權力和奢侈侵吞了。」

畢竟，三星期的生活體驗教我知道當傳教士的確不易，此刻，我不敢想像他日我可有這份勇毅和愛去接受這份挑戰，但我很清楚，我能繼續留在香港，在目前的崗位上宣揚上主的愛，已是祂對我的一份愛。始終，我是個不輕易作決定的人。

轉載自《回來‧佈道》(1997年 )

黃嘉慧： 對聖召的追尋

還記得去年復活節的時候，公教報刊登了一則很吸引我的廣告─「非洲肯雅生活體驗團」。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非洲肯雅這個第三世界國家，她的貧窮及缺乏又著實深深地把我吸引著，或許我在當中可以再次尋到使我一無所缺的天主。其次，生活體驗又正好迎合我這個物質豐富的城市人對簡樸生活的渴求。因此，我就成為今次非洲肯雅生活體驗團七位成員之一。由報名至起程，沒帶半點到海外傳教的意識，更惶論要成為一位海外傳教士。

在整個行程當中給我最深刻印象是聖母昆仲會的修士在傳教事工上的全情投入及無條件的付出。他們沒有選擇留在富裕的西方國家，而選擇到千里迢迢的非洲去為這個窮困的國家的人民去付出自己。他們努力地開墾土地、為當地人興辦學校、教他們耕種，好讓他們能自給自足。

修士們絕不是在坐擁山頭，建立自己的王國；而是切切實實地與當地人一起生活，跟他們一起面對生活上的種種挑戰：貧窮、疾病、甚至死亡。這份同在著實觸動了當地人的心，他們之間的相處猶如一家人；那份愛護與尊重絕對不是一朝一夕或以金錢或物質能換取回來的。

他們對生命那份投入及熱愛確實深深把我吸引著；縱使在貧乏底下他們仍能將生命的意義與人的價值表露無遺。

曾聽一位修士分享，他選擇作修士而不作神父，原因為天主召叫他以自己的生命專心以行動來服務他人。聽罷，讓我體會到修道的生活上也有不同的召叫。我開始思索自己的召叫。究竟天主對我的召叫是什麼呢？祂給予我的恩賜又是什麼呢？天主召叫我渡婚姻、修道還是獨身的生活呢？耶穌在馬爾谷福音中邀請我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作為基督徒的我又該如何履行這個使命呢？單單在日常生活中去實踐福音的精神；又或是以傳教士的身份到海外傳教呢？

一切一切到今天雖然仍是一連串的問號，但我相信懂得發問已離開找出答案的日子不遠了。只要用心聆聽，天主的召叫必慢慢地揭示出來。

轉載自《回來‧佈道》(1997年 )

邱慧玲：求主祝福這片土地

來到非洲，時間彷彿放緩了腳步，可以坐在草坪上跟學生聊天，可以在黃昏時跟她們跳舞，可以在傍晚大家圍著火水燈祈禱分享，這一切在香港無疑是一種奢侈。

記得初到不久的一個黃昏，好奇地去看學生吃的是甚麼食物，跑到飯堂去看她們吃晚餐，她們吃的是一些粟米磨成的粉，再加水蒸成像糕點似的作主要食糧，和每周只可吃一次的肉。老實說，食並不怎麼的可口，但她們熱情地拉著請我嚐完一口又一口。見我取了一小塊，幾個同學就忙著示範給我看，如何取一大塊放進口裡，大口地嚐，本來不忍心吃去她們每周一次的肉，但見她們如此熱切的邀請，最後也學她們，猛力地咬一口那塊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很久沒受過這麼熱誠邀請了。

又有一回認識一個學生，她總愛在一大班同學跟我打招呼後，才走上來跟我握手，問道：「你記得我嗎？」說真的，當初的兩三次，只認得她面孔，但記不得起她的名字，經過她幾次的追問，我才發覺她不喜歡被人忘記，不喜歡被人應酬式地打招呼，以後，我見她，我必上前叫她的名字，跟她握手，她也就笑了。是她提醒了我這個現代人實在太善忘了。

回到香港，偶爾在晚上，舉目看見星星，總會想起在非洲的日子，不知她們在非洲天空下的日子怎麼了？只有在祈禱中偶爾求主祝福這片土地。

轉載自《回來‧佈道》(1997年 )

黃雪芳 ：憑信仰活出共融

離開非洲肯雅多個月了，但非洲人的熱情卻仍在腦海中浮現，猶記得我們一行八人(包括己在非洲差不多兩年的傳教士林佩卿)由一個市郊的堂區駕車到另一個鄉村的「教堂」，甫下車，便是不斷的歌聲，雖不是悅耳悠揚，但那種拍子確實令人聞歌起舞。

聖堂內並沒有宏偉的雕砌、奪目「花窗」，有的只是啡黑色，用牛糞搭成的外窗，但出席彌撒的教友卻擁有一顆虔教的心；聖堂內並沒有椅子，各人所坐的全是自備的木椅，但仍是有限，神父和我們已佔去了十張，其他的村民只有再從家中搬過來，沒有的，亦紛紛坐在地上。

那種彌撒的熱切參與、向耶穌奉獻的精神，令我這個慣於城市生活的人自愧不如。

彌撒的高峰是聖體的降福，參與者跪在坭地上，俯首等著基督的來臨，令我深深感受到在聖神下教會的共融合一；不管是黑、白、黃皮膚，共同信奉同一份信仰，同一個天主。

主耶穌，是你的死而復活給人類一個新希望，未來世界也因著聖神邁向新天新地。主，謝謝你！

轉載自《回來‧佈道》(1997年 )

劉頌陽：有如親身體會主的創世工程

非洲之旅，令我體會到教會將福音傳遍世界的不同階段，從而領略到開創天主神國的艱辛及傳教士的熱忱。

行程中，我們到過一個剛有外國傳教士踏足的鄉村，土地上只有一間建成不到半年的宿舍，一塊剛剛開拓好的農地，工人仍在興建一個水缸，以灌溉日後擴充的農地；傳教士說，這塊地一年前只不過是一片矮林，甚麼也沒有；不過，他們正準備在這地上興建一間小學，為附近小孩提供教育機會。

另外，兩位香港傳教士服務的學校，是我所體會到的「傳教事業的第二階段」，校舍建築物備妥，但地還是荒蕪一片，沒有水，沒有電；但學生已逾百人，每天祈禱，上課，物資雖貧乏，各人均滿足現有的一切。

「第三階段」是學校附近的堂區，主任司鐸為一位荷蘭藉神父，堂區各樣設備齊全，每周感恩祭均有逾百教友出席。充滿當地色彩的禮儀舞，由地道音樂演釋出來的感恩歌曲，教友的投入，反映傳教士所播下的種子，已拙壯成長，翠綠茂盛。

另外，當我們探訪另一個堂區時，與荷藉神父服務的堂區規模相若，有學校、診所，甚至農場，但其中一個大分別，是主任司鐸是一位非洲本土神父，他說：「這堂區是十多年前由一名外藉傳教士創立的，苦苦經營多年後，將一切交由本土神父接手。」就是這樣，傳教士的種子結出果實了，天主的工程是何等美麗啊！

要樹木不斷結出果實，仍需不斷灌溉和照料，這個責任，是我們所不能推卸的。

轉載自《回來‧佈道》(1997年 )

(修訂於 23-11-2019)